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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丹先生心得分享:聆听,世界创新的声音(2014年度“陈一丹奖教奖学金”颁奖典礼)

作者:db 责任编辑:罗琴 来源:董办提供 时间:2015-05-05 17:15 浏览:8216次

【摘要】2015年1月6日,在2014年度“陈一丹奖教奖学金”颁奖典礼上,武汉学院举办人陈一丹先生和师生们进行了主题为《聆听,世界创新的声音》的分享。真诚地分享了自己游学美国,在斯坦福大学作访问学者期间的学习、生活、见闻及感悟。斯坦福的校园里有些什么有趣的事情每天发生?从美国东海岸到硅谷,一路走来又是怎样的一番心路历程?两所学校怎样成就了一个城市?硅谷为什么更加青睐那些失败过的人?谷歌创始人怎么骑着自行车来迎接有朋自远方来?如何看待方兴未艾的留学第六次热潮?一位互联网创业家,一名互联网公益的开创者——陈一丹,一直在路上,和你一起次第打开眼睛,打开耳朵,打开心灵。聆听,世界创新的声音,和陈一丹先生一起问路教育、问道产业、问梦未来。


尊敬的龙董事长、覃院长、吴书记,尊敬的董事顾问林倩丽教授,尊敬的各位院系领导、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每次回到武汉学院来都感到很亲切,很快又到了年底,迎来了新年。这次来到一年一度的颁奖典礼上,很高兴看见师生们这一年来的努力,也很高兴看到学校这一年来的进步,在这里先恭贺获得提名以及获奖的老师和同学们!

我想和老师、同学们一起聊天,聊一聊这一年我经历的一些事情。


一、 斯坦福:法学院里的访问学者


从去年9月份开始,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开始为期半年的访问学者,主要是在法学院学习。离9月份已经过了三个月了,现在是假期,过几天我就要回去继续研究和学习,我研究的课题是知识产权。我国的著作权法,颁布多年后,这次面临第三次修正,我有幸成为《著作权法》修订专家委员会的委员,我希望通过中美知识产权的研究,能够对履行职责的修正工作,同时在著作权法的前沿观察及未来趋势等专业领域的研究,能够有所裨益。在斯坦福法学院,我们是分学期授课,每个季度为一学期。刚结束的是秋季学期,我一开始不太适应。本来就“土鳖”,英文当然就“别扭”。尤其在纯英语的环境里,听力一项更使得交流变得困难起来。前三个月是我适应的过程,也没有怎么去做研究,而是专注在我选修的三门课上,听听教授是怎么讲的。美国的教授方式跟国内很不一样。一般访问学者以研究为主,至多选两门课。而我选了三门。斯坦福法学院说可以,自由学者可以拥有较高的自由度。于是,每天下午,我都有90分钟的课。周三的上午还上一个二十四太极拳的课程。


这段时光里,每天的作息都很规律,仿佛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每天都在重复着相同的事情。这样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之前在腾讯创业的十五年里,从来没有过这么“一成不变”的节奏。但我很快,而且很愉快的进入了这个角色。第一天上课,我把教授发来的准备材料都看了一遍,虽然是英文的,因为那些知识产权理论和案例,与国内知识产权理论有些是相通的,所以我以为自己很清都楚了。。第一节课坐下来,从教授开始说“下午好!”,后面我都听不懂了,意思完全抓不到,如听天书。一下子压力来了,怎么办呢?只有调整到每天用力地去听,甚至去猜教授在讲什么。 当然感谢其他听完课的同学课后协助我理解。在美期间,每逢周六日有时候也出去走走,中间我就抽空去三藩市看了一个航空展,这是一年一度展示美国军备实力的传统表演。



二、美国东岸:考察产学研潮流


我是九月份到斯坦福的,但在八月份我先去了华盛顿,主要是与美国版权局、互联网协会、软件与信息产业协会等机构交流,并参观了最高法院。华盛顿是美国的首都,也是联邦立法的发生地,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法案在国会被讨论、通过或者驳回。这些产业的代表,都会在那里设立一个立法的游说组织或机构。传统电信通信业是立法游说的大户,其中也包括互联网。我们与这些组织交流后发现,他们游说立法的过程、影响程序的做法和判断是很有意思的,譬如,他们现在判断,奥巴马总统还有两年就要改选,这个时候寻求在知识产权或者是互联网法律的突破,是属于保守的状态。很多电信业和互联网公司的总部在硅谷,但大多都在华盛顿设有中心,负责立法游说和政策研究。


我们访问了美国版权局,相当于我们国家的版权管理机构。由于历史原因,美国版权局设在美国图书馆,它的国家图书馆就成为了一个执法机构,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这是因为美国图书馆是最早的版权登记机构,于是就一直延续至今。在知识产权的立法过程中,美国版权局是公开征求社会各方意见的,并举行公开听证。他们知悉中国著作权法在做第三次修订,也很主动、积极地把他们美国的行业意见,发给我们国家的相关部门。美国是版权内容提供的大国,是版权的主要主张国,所以他们希望融入美国版权业的主张,比较进取。


交流过程中,也发现,2014年12月出台的,第三版美国版权登记审查基准,不仅包含了至今所有与版权登记审查相关法律的变化,同时也加入了大量的司法判例和实践,描述得很细致,每个案例怎么判的,一个一个具体的例子为审查员提供了准确的指引,美国实用主义的法学思路由此可见一斑。跟我们国家的不一样,各有特点,但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我去的第二站就是纽约,一般去纽约都是去金融华尔街,金融的领域,我这次去,主要是到了各种大厦里面藏着的为数众多的中小微企业,它们都是一些创新企业。比如我去到了明日实验室(Tomorrow lab),小小的一个实验室,开发各种产品,在硬件上融入一些原型设计,将科技理念、设计和制造三个环节打通。比如生产一个智能药瓶,这个药瓶里面有传感设备和信息系统,服务对象是那些需要长期服用昂贵药物的人群,这一部分人把药输入到药瓶里,那么传感器会告诉他还剩多少,提醒他每天吃多少量,还会将患者服药情况都送到数据网络上,数据传输过程都符合美国健康信息法案(HIPPA)的数据传输合规要求。比如电量贩卖机,在没有电的时候,为那些需要一次性大量充电的人群服务,人们方便地,只要刷卡投币就可以现场充电或购买电源使用,这也是一个实用的小创新。这类小小的创新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还有智能家居送风等等,原来纽约也藏着很多创新,这跟他们鼓励创新有关。


接着我去了波士顿,与波士顿一河之隔的就是剑桥市。大家可能会想到英国,其实美国麻省(马萨诸塞州)也有一个剑桥市。这是美国常春藤名校密度最高的地方,各个高校里面有顶尖的实验室和研究机构,它的产学研中的“学”和“研”都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这一位是剑桥市的市长马荷先生(David P.Maher),他就在校园的草坪上欢迎我们和交流。这和我们熟悉的很多规范的政府接待,感觉会很不同。他就是在草地上,很轻松随意地跟我们交流。他讲到哈佛和麻省理工(MIT)两所大学成就了一个城市,就是剑桥市。他提出了剑桥市对创新产业的支持,比如提供一些比较便宜的房子、创业基地等一些支持。 其实这个都是学校产学研的结合,但是政府的支持也很重要。此前我也曾与一些中国学生交流过,为此我问剑桥市是否支持中国学生多过来留学? 剑桥市长说,说那是学校自主的事,不属于市政的事, 但是他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在哈佛和麻省理工的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市政府在与学校密切结合的时候, 对于当地初创的科技企业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支持,甚至他们会资助资金, 会提供一些免费办公空间,采取减免费用等政策去支持创新。


就是在MIT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麻省理工的媒介实验室。这个媒介实验室不是简单的媒体,而是真正的介乎人与人之间独立产生的媒介,所以它的范围非常广。这个实验室现在每年研究经费达4500万美元,独立的研究经费来自很多渠道,其中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来自企业的资金。比如视觉媒体的实验室项目,就是来自谷歌的基金拨款,它们在在越南、柬埔寨都有一些科研项目,致力于帮助“信息平民”。有点像我们进行的建设农村信息化项目。 美国辐射到第三世界的国家,也会有社会基金支持。这个由学校主导的媒介实验室建立30年了,里面有150名在读的博士研究生参与,涉及到350个项目。它针对不同领域甚至未知的领域,做着一些最前沿的探索。比如说穿戴计算,可携带互动界面以及高效率计算系统,或者是在城市设计可折叠的电动车,甚至用电子手段对神经失调进行治疗,还有可以通过“穿透墙角”的视觉技术,像“穿墙”一样看到背后的现象。我去了之后,感觉他们在产学研中,“研”的这一环是非常前沿的,而且是世界领先的前沿。这里的产品还有全息照相机、人造外骨骼。这些是给残障人士用的吗?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还可以给军队和所有人使用,当戴上了人造外骨骼,就可以轻轻地举起很重的东西,这在军事和民用上,都会有很多的应用场景与实际需求。还有给5到8岁的孩子们开发的积木编程程序语言,孩子不再是沿用传统的模式教育,而是通过“试错项目”,就是一边错一边学。


这里是MIT的另外一个实验室,叫人工智能实验室,它们最出名的,就是美国的登陆星球机器人,这些属于国家级的项目,都是由这个学校实验室去研发的。


以下则纯粹是校园风光,我们在哈佛校园走一走,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氛围。比如说Henry Miller Memorial图书馆,就是由一位母亲为了纪念逝去的儿子Miller而捐赠的,捐赠理由是因为他儿子是哈佛的学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留学生送给母校300周年的礼物是这个赑屃驮碑。 美国的学校社团,男学生参与的叫Fraternity(兄弟会),女学生参与的叫Sorority(姐妹会),哈佛有名的兄弟会坡斯廉俱乐部被戏称为“猪俱乐部”。这个是他们售卖的一些纪念品,希望武汉学院的新校区,以后也售卖受到大家欢迎的一些对外纪念品。



三、硅谷:科技创业的繁荣生态


来到美国西岸,再次去了硅谷。硅谷是美国互联网和科技企业的总部所在地,也有很多创新企业在这里,他们都希望在这里成为下一个谷歌和Facebook,我这次走访了一些企业。


这里是谷歌,这个屏幕是欢迎我们的。谷歌的成熟创新文化也体现在文化的兼容并蓄上。为了接待我们的考察团,他们把点心都做成QQ模样,多么成熟而真诚的好客之道啊。我们和谷歌的高管做交流,会议的末半段,谷歌的创始人CEO拉里.佩奇骑着自行车来了,在跟我们分享谷歌的文化和产品的理念,然后又骑着自行车走了,这就是我们在谷歌与他们交流的情形。


Netflix,是提供互联网随选流媒体播放的公司,这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他们会对电影电视剧节目进行数据的分析,找出哪个节目受欢迎。他们的CEO里德.哈斯廷斯给我们一行,讲述了当年根据用户需求探索商业模式的历程。一个很流行的电视剧《纸牌屋》,就是Netflix根据用户的需求拍摄和出品的。


还有我们熟悉的Uber,通过与车辆联系来满足人群的需求,一方面出租车或可供使用的车辆有数据分析,另一方面用户的需求是这么多,他们在这里发挥了作用,用互联网模式把两者连接起来,产生效应。我们问Uber管理层一个问题,当时Uber收费政策采用车资的20%是谁决定的,是怎么根据市场决定的?Uber创始人特拉维斯.卡拉尼克说:是我决定的。我们继续追问是凭什么数据决定的?他告诉我们凭的是直觉。


我们还去了特斯拉,特斯拉有非常环保的充电汽车,这也是一个创新的文化,尤其是电池的创新,符合更加环保的潮流,同时,它里面的数控也是非常炫的,受到年轻人或者是硅谷的精英阶层喜欢。我关心的是他们的激励文化,它给员工的工资其实是很少的,低于市场价,高管也是低于市场价,但是发了较多期权,吸引了一帮充满激情的人,凝聚他们去一起创造未来。这个公司如果起来了,大家都有份分享,不行的话,就拿那么低的工资,这就绑住了一批为未来而奋斗的人,而且都是疯狂地为未来奋斗的人,近期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这就是特斯拉。


我们看到整个硅谷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企业集群,而且是一个科技创业生态系统的繁荣。它的创业文化非常强,美国的创业者和其他地区的创业者面临的现实对比,其优势包括融资、辅导和风险文化等。比如我需要投资给你,你居然没有创业失败过,我不敢投给你,你要失败过我才敢投给你。还有律师、人力资源、法律环境等等,他们都有一个很好的氛围。我们可以看到在深圳有这个文化,因为这个出来之后会形成一个很强大的自身文化,北京的中关村也有一些这样的文化。我相信如果未来武汉在各个方面起来之后,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希望可以看到,在武汉也出现这种创业文化。


我到斯坦福还没有去法学院,而是先去了斯坦福的虚拟实验室,这个是虚拟人机互动实验室,这位博士杰里米?拜伦森一辈子就研究一个事情,叫虚拟现实技术,研究几十年了,22岁就开始,今年42岁,已经研究了20年。中国人说坐冷板凳要坐十年,他坐了20年的冷板凳,就在那里研究。我去试一试,我现在看到的都是各位,但那是摄像的虚拟现象,不是真的你们,你们就是走完了我还是看到你们。地上突然显现有地陷,我真怕掉下去,好像就在一个悬崖边,但其实就是实验室的平地,先不说未来的应用是怎样的,但是体验的效果是非常震撼的,仿真感受的冲击很大。这位杰里米.拜伦森博士成为Facebook的直接顾问,今年Facebook斥资23亿美元收购了从事虚拟现实技术的Oculus Rift,这项技术就被前沿大公司锁定了,未来怎么应用我们还将拭目以待。右边这张图是在美国的腾讯分公司,我们请了一位世界级思想大师,图灵奖的获得者皮尔教授,只讲数学,只讲理论,只讲数学的因果,谈了两个小时,非常深奥,还有一些根本听不懂。现场的理科男听起来也很难,随团幸好有一位研究这方面的教授,耐心做了简易的解读,我们才有了逻辑上的一些理解,了解到它的理论非常扎实。


我们还看到一些孵化平台,如全球创新孵化机构Nest GSV。很多有潜力的创业小公司(Startup)都放在平台里面,在里面创造一个个实验室和创新文化,作为孵化器,由平台公司来支持和入股创业,总有一些Startup会闯出来。这里提供一个初创公司Lending Club的例子:它在2007年于旧金山成立,现在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P2P借贷平台。美国的利率是市场化的,中国现在不是市场化的,我们的利率是由人行决定的,在这一点上两国现状不一样。这种情况下,美国就信用卡贷款比例可以高达18%,个人无抵押贷款15%到25%,可以在P2P平台的利率上找到对接只有11%,这就是它的机会。但是怎么去评价这些借款人呢?它有一套完整的信用体系,做信用评分,针对小企业和个人分析定价,形成一套信用体系,所以在美国过度消费金融发达的国家,P2P就成为渠道之一了。


其它还有很多研究机构,他们处于不同的生态角色,串起来就是整个创业的生态。这是另外一个研究机构,我们去了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法学院的法律科技研究中心(BCLT),专注于研究理论和未来以及法律前沿问题,这是设在学校里面的研究中心,做理论和前沿的法律政策环境研究,并建立业界学者专家社群。


我们又去了未来实验室(IFTF),这是一个有45年历史的独立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注重可能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最前沿科技领域的研究,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研究处于“可能”和“未知”之间的领域。这个未来实验室是社会实验室,它是可以收费的,因为它的研究成果给企业带来对未来趋势的判断、新产品的应用、还有各个环节的把握,给各行业的前沿探索和指出一条实用性的路或者给予前瞻性参考,这里就会产生商业价值。它给我演示,图像自动翻译,如对着一个西班牙文图像,一扫马上翻译成英文,以前他们在研究这个方向,现在已经在APP上应用了。


在未来实验室,我们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成果:以前80%是产品技术创新,很少是战略创新,但现在最大的回报是战略创新。



四、向世界出发的第六次留学浪潮


应该说,我们比以前的人幸福。以前看世界的人要远洋漂流,而我们今天坐飞机看世界,只是时区的变化。我们如果把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比喻作航海时代,我们可以出去见识了,跟世界互通了。那么移动互联网时代则是航空时代,就是你无时无刻都不在与世界联通。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打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我这次去纽约唐人街看到了他穿着官服的雕塑立像。华人对他很认可,他提出“师夷”之说让中国人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黄遵宪是近代中国走出世界的第一人,由于职务的关系,他去过日本做参赞,也做过出使日本大臣,还到过美国旧金山做总领事,真的走出去了,他介绍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情况,介绍西方制度和西方主张,他是中国维新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容闳是中国民间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是中国第一名留学生,第一名海归,他是中国留学生之父。


我这次去到斯坦福,与中国留学生做了更多的接触和交流,有一个感觉,现在的留学生已经很不一样了。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五次留学热潮,第一次是晚清时期,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第二次是民国初年,是以实业救国为目标;第三次是民国政府时期,以科技救国为目标;第四次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建设祖国为目标;第五次是改革开放以后,以创业立业为目标。前面三次是为了救国,后面两次是为了建设,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打开眼睛看世界。


我认为,留学的第六次浪潮又来了。这一批人大多是城市的孩子,充满了现代都市人的见识和视野,其父母辈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们没有那么多束缚,也没有背负太大的经济负担,他们的思想更自由,因此他们更加接近现代化的潮流。


我在学校里观察,同时也得到教授们的印证。他们反馈现在的中国留学生和十几年前相比,课堂内外都更加活跃并积极参与,而在以前通常都不大爱说话,只顾埋头刻苦学习,现在已经主动融入各种活动中去了,而且还不乏各方面都优秀的佼佼者。与此同时中国留学生的现状,已经很少去洗盘子了,因为他们大多不用再为经济问题担忧。但是他们要去公司实习,去各种实验室实习,争取实习经验,甚至个别还开始与美国当地人合作运营生意了,因为美国人才有资格拿营业执照(Business License),而他们则从中获得创业经验。所以他们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兴趣,有自己的探索,他们想着自己的未来。



五、治学:打开眼睛,打开耳朵,打开心灵


斯坦福的第一个季度是从季夏到深秋,校园的树木也从绿色过渡到了金黄,我就开始了这个学习和研究的过程。对于参加课堂的思考,于我而言,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非常痛苦,我只有慢慢去适应和习惯。因为中国的知识产权核心与逻辑,与美国的知识产权的逻辑有相通之处,我之前有这方面的背景,理论内容对于我来说相对是简单的。所以,我更加关心的是语言本身。


我尽量打开眼睛多观察两边教学的不同,中国教学是面授讲解的方式,这里教学上是上课提问的方式。教授提前一周告诉大家:请提前预习这几十页到一百页的内容,在学生完全熟悉案例的前提下,教授直接从各个角度想学生提问题,反复进行各种假设和思考,学生也随时向老师提些问题。就是这样的互动形式,看似很轻松,如果学生没有认真准备,被问得哑口无言,将是“窘窘”的压力。


斯坦福的学生其实非常用功,他们在备课时几乎也在图书馆。有时候也看到一些学生白天都在玩,原来他们选择从晚上12点读到早上6点,这是另外的一种勤奋状态,有别于我们说的刻苦勤奋,相信他们心里是清楚要达到怎样的目标,应该属于一种主动的勤奋,这就是法学院的状况。我自己最大的变化是在语言方面,以前只要听到英文就自动屏蔽,反正有同事协助翻译,我只讨论内容,讨论完了就结束。现在,我会努力去听,从一个单词、两个单词,三个单词,从小我们的英语语言应用环境就比较少,所以听力和口语较差,但多年教育下阅读还可以,因此要慢慢熟悉目前的状况。我还在努力中,起码我改变了态度,让原来耳朵“失聪”的状态改成了努力去听,我上课都认真打起精神来,此时别的访问学者主要在做研究,我却主要是在攻语言。但这就是我这三个月的现实状态,80%的时间花在备课和听课上,上课作为访问学者做研究的副业,现在倒成了我的主业,打开耳朵成为我的当务之急。


访问学者期间,我还去了几次胡佛档案馆,里面可以看到二战时期各种档案,尤其是中国的档案。这份原稿资料,真实记载了在抗战胜利之后的1946年,一份由国民政府蒋介石颁布、军事调出执行部委员里共产党代表叶剑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美国代表罗伯逊,三方共同签发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命令。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各方,就是采取这样一种历史的解决方式,成立一个军调部,通过三方签署的办法,去维护各方微妙的平衡。


打开眼睛,是一种自发的态度,是一种单向的学习,当然也有兼容并蓄。这可能就是当时我们国家落后挨打以后一种觉醒的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打开耳朵,是一种自觉的实践,互动的交流,会内化去想,如何在新的起跑线与世界平等出发,一方面是增进友谊与合作,另一方面也是增加与世界交流的理解力。


今天,回到这里分享,更大的目的是希望师生们打开心灵,与世界坦诚地交流,这是一种自主的实现、文化的对接。面对文化冲撞出现不同新的状况,如何文化尊重、寻求共赢,打开自己才能自我突破。打开眼睛我们看到了,打开耳朵我们听到了,但更重要的是打开心灵,融入世界。


可以观察到,美国到现在为止,依旧是世界创新的发源地,日本也有很多创新,但是转化为生产力远远没有美国高。然而还有一个国家在这个方面很强,将创新转化为生产力,是全世界最高的,而且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这就是我们中国。将创新转化为生产力,这是一种能力,创新的应用和落地是我们中国的强项,因此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美国和中国,都在不同地方发挥着创新的优势,都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六、特色:将社会搬进课堂


在校园生活里,我们发现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讲座,它们还可以算作学分。这个图片里排队进入场馆的讲座,是请到了美国空军四星上将迈克.海登(Michael Hayden),他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前局长和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前局长。这次是斯坦福关于国家安全难题的系列讲座之一,斯坦福邀请了一系列全国知名的专家对许多启发性开放式的问题进行讨论,系列讲座意在探寻美国如何在一个危险的世界取得公民自由和安全之间的平衡。本次讲座,会在NSA持续监听行为的大背景下,从内部角度介绍NSA项目的起源和发展,包括在911后应白宫要求出于反恐目的扩大监听范围等。听众排“人龙”入场,我提前了半小时到,也只能排在“人龙”的末尾,在我前面还有20人左右的时候就人满“截龙”了,遗憾未能进场。这里有个小小插曲,四星上将来做讲座,场外挂着横幅“学生不要军事”,原来是来自一个示威的学生组织。


特拉华州的州长杰克.马克(Jack Markell)也来学校讲课,他讲授的内容是科技经济(尤其是互联网经济)发展对法律带来的挑战。这个州非常特别,它的面积人口很有限,但是有全美最友好的公司法,很多公司在这里注册。他这次演讲,介绍这种新商业模式下政府如何做到符合当地法律要求,从政府的角度思考怎么支持新科技产业的成功和发展,如何避免将新商业模式强行置入旧有的法律监管框架,提出鼓励设立自律评估机制,考虑公共利益的平衡等。州长亲自来给学生讲解,让学生们了解和思考产业政策的制定,有很大的启发。此外,日常课程除了教授讲授,也请硅谷律所合伙人、科技公司的法律顾问直接在学校授课,教学与产业互动紧密。


这是加州巡回法庭在斯坦福现场庭审的地点,在这个学校模拟法庭里,进行了一次真正的诉讼程序。该法庭可容纳100多人,需要ID登记才可以进去,学生对这类活动非常重视,庭审前半小时就已经满座。公诉人和被告律师早已正襟危坐,相关人等一律按部就班,有序井然,法官入场时全体肃静并在书记员提示下起立。这是一个死刑复核案件,死刑复核法官对法律问题进行许多盘问,并没有涉及任何事实的争议。从双方律师对证据法规则的反复推敲和陈述,以及法官的提问上,都可以看出美国诉讼规则的高度统一和严密性。整个过程,也体现了美国的法学教育和司法实践结合之紧密。时长一小时,开始和结束的时间都踩得很准,毫无拖延。


学校的实验室、研究机构、社会机构的创新和产学研结合,在当地已经非常成气候。很高兴获知,近期在武汉学院也成立了一个创业基地,开展“产学研”结合。希望以后各学科都大力走向“产学研”结合的实践和应用,让学生的学习、老师的研究和教学成果,与社会的实际应用真正互动起来。


以前我读大学的时候,学校都不时发生有翘课和同学互帮点名的事情。斯坦福校园里,课堂是开放式的,不点名,想来上课就来,不来也不会怎么着。在美国斯坦福上课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完全靠自觉性,学生花了那么多钱交学费来这里,如果不上课就是一次很大的损失。


好,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校园文化,这是我与美国的老师和学生们在日常交流中体会到的。与这些美国学生交流中,会发现这些学生每个人都有自己梦想,知道今天要干什么,明天要干什么,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是有规划的。我们的毕业生,也应该不仅仅想着毕业就是就业,就业只是你人生的一部分。你整体的人生要努力自己去设想,并努力去充实它,需要规划好此时此刻应该做些什么。同样的,我们的老师也要有自己的梦想。在美国,老师请同学吃饭做客、参与社交互动都很平等,也很平常,对于他们而言,大多有着“终身教授”的理想,他们也有自己的教学追求、研究追求。美国实行教授治校,教授有很大的独立性,尤其是权威教授,作为一个拥有行政权利的美国校长、院长,他们是服务型的校、院领导,同时也需要向社会筹集资金、建设平台,将学校、学院经营得好,他们就会得到师生的尊重、行业的尊重和社会的尊重,他们一样有他们领导和管理的理想。


以法学院为例,法学院办公楼里有一个庭院,就是以已卸任的上一任院长拉里?克雷默(Larry Kramer)命名,由教师们投票通过“拉里.克雷默庭院”(“Larry Kramer Patio”)。拉里是一位威望很高的法学院院长,他卸任以后就被聘为休利特基金会(Hewlett Foundation)的总裁,管理着一个高达87亿美元规模的慈善基金。基金会是由HP惠普的创始人休利特,在1966年与妻子共同创办。休利特先生,这样的一位企业家,在年轻的时候拥有创业激情,把公司做得很大,中晚年的时候又把大爱付诸行动。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情怀,让我由衷升起深深的敬意! 对于起步不长的中国慈善,许多国内基金会包括腾讯基金会,虽然做出了一点成绩,只能说我们是一个有特色的基金会。在这种国际视野里,在美国慈善文化的深厚面前,在文化碰撞的震撼之下,我对拉里总裁诚恳地说道:我们还需要好好地学习与取经。



七、国际视野:问路教育、问道产业、问梦未来


此时此刻,我们在武汉学院通过现代信息的一个窗口,可以看到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我们是选择做偏安一隅的学生,毕业以后有一份工作就行,还是选择与国内各个地方对接,与世界对接呢?其实脚就在你身上,关键是你的志向、思想以及真正的努力。我们在武汉学院里看到一些现象,真正努力的人,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是对事情负责,如果是对人或者是面子负责,其实就只是表面很忙的人而已,而我们武汉学院认可的,是真正努力的人。


所以我们要用国际视野去看到这个世界的变化。这个世界未来的变化,也是属于学生未来的变化。我们老师要培养学生,能够看到这种变化,学院也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要以开放拥抱的心态。开放拥抱是什么心态呢?在日新月异的变化时代,我们这个时候应该迎上去,拥抱它,我们很想求变的心态。怎么变呢?也许还不太清楚,但不回避,不抗拒,而是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就由我来变、我来学习的状态,投入到武汉学院的变化中去。所以未来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求变的心情如果不迫切的话,在迎接下一个发展时期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时期里,大学四年,不变就是退步,所以必须要迎头赶上。至于变化的效果,那是我们的能力问题、学习提升的问题,但是终身学习的人生态度必须要树立。在武汉学院新的发展阶段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主动求变的心态。


耶路撒冷有一个犹太教的圣地叫“哭墙”(“Wailing Wall”),是犹太民族2000多年的精神家园,是神圣的地方。在美国的华盛顿特区,有一个越战纪念墙,设计者是一名著名的华裔建筑师,每年都会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前来,反思战争和思索生活的意义。在武汉,我们也树立了一道让大学生任意涂鸦志向和梦想的墙,这道墙就建在武汉学院新校区,在学生宿舍和教授专家区之间,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志墙”(“Aspiring Wall”),意思就是有志向有抱负的墙,希望在每个学年,同学们都在这里尽情涂鸦自己的梦想,让“志墙”成为武汉学院新的人文风景线,走进同学们的心里,伴随着大家的成长,成为武汉学院的一道精神之墙。


世界的确是处于变化之中,也处于创新的时代之中,我们培养的学生,一端连接着世界,一端连接着未来。那如何去连接世界、连接未来?开放的时代需要我们打开眼睛,打开耳朵,更重要的是打开心灵。问学校自身,我们学校自身如何连接信息化?在硬实力大规模的投入下,我们创新实现软实力的提升,怎么去做到?前面提到的图书馆只是一个硬件,或许整个校区都仅是硬件而已,它是一个学校发展的基础设施,然而更重要的是软性建设。我们也问产业,在国家国际化战略背景下,高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下,产业如何匹配大国崛起?李克强总理新年的第一天就去了深圳,国家层面发出的信号也是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不仅仅是互联网等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结合,而且还是我们每一个人与未来的对话。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问未来,我们每一个人如何自己回应?过去一年我们已经看到武汉学院的努力和变化,无论是新校区的建设,转设工作的筹备,还是教学上的有创新、有改革,教师们整体是努力的,同学们也是朝气进取的,树立了端正的学风。然而可以看到我们的教学管理、教师队伍的人才培养,依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间,所以我希望学院全体上下在新的一年拥抱变化、适应变化、努力提升,也祝福师生们在新年有所进步。


过两天,我要返回美国继续开展我第二学期的学习,我也有目标,我会有所侧重地去参与各种活动和研讨,也会花更多时间在研究课题上,春节也将在美国度过,所以我也祝福自己进步。


今年是农历羊年,在这里我也预先祝愿大家三“羊”开泰、“羊”眉吐气!谢谢大家。


附:互动交流


主持人:陈一丹先生跟我们说到了很多,包括在美国游学。这一切让我们感受到要创办中国最受尊敬的民办大学,要打开耳朵听世界,打开眼睛看世界,最重要的是打开心灵融世界。我相信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心中肯定有很多疑问,和陈先生来一次心灵的碰撞,看能够得到什么答案?


提问:我想提的问题是关于互联网方面,现在互联网化的势头很迅猛,很多学生就业时很想投身于互联网产业中,您认为现在对于想投身互联网工作或者创业的学生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您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陈一丹:互联网是未来发展的趋势,这个产业已经逐渐成熟,且与不同产业结合都在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很明显有几种就业途径是值得我们毕业生去考虑的,一种是如果我能够进入一个大的科技公司或者是一个成熟的互联网公司去看看它是怎么运作和发展的,融进去并得到锻炼,知道产业和公司的前进步伐,这是一种选择方向。前提是你的水平和能力要与全国优秀的毕业生PK,能够脱颖而出,得到企业的认可。


第二种选择方向:现在互联网创业不像以前一样,它有很好的大数据平台,有很好的基础设施,很多大型网络公司提供存储和应用工具,只要在这个大平台上出一个新的产品或新的服务模式就可能创业成功。但这个行业创业竞争十分激烈,要真懂这个行业,真能找到市场需求点和有能力实现它才行。当你发现你出的一个产品真的有机会,比如你做的这个应用产品刚好是适合“90后”的生活状况和满足到这个人群的需求。我们之前举办了一个沙龙,请了很多创业“90后”来分享,这些年轻人,他们每个人的思想和我们平时讲的艰苦创业很不一样,他们依然很努力,但是机会点在于,以他们对同辈人的理解,来满足生于90年代人的生活和需求,包括娱乐需求、饮食需求或某个领域的需求,就能成功,因此你要发觉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状态、能力与潜力。

第三种是通用专业的毕业生。比如学院有会计、金融或者是经贸、法律等专业,这是任何行业都需要的专业。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在互联网的领域里扎入更深的理解,然后结合每个领域的发展,发挥自身专业的优势和专长。

当然,学院也可以结合未来的发展趋势,培养更多与互联网、高科技结合的专业,比如信息和科技领域的专业,培养创造性人才到产学研基地以及科技公司去交流、去实习、去就业。

总而言之,互联网和高科技的的确确是未来的大趋势,有很多产业机会、就业机会以及创业机会,就看我们找到适合自己的选择,也需要自身的努力和一些运气,以及持续学习的能力。



提问:陈一丹先生您好!我想请问武汉学院转制以后学校会有哪些方面的改革,改革之后学校会有什么变化?对于像我这样以学校为家,或者是有很多准备以学校为家的老师来说,我们应该如何去适应这种变化?


陈一丹:今年是一个转设的年,一个关键的年。这个转设的过程中凝结了很多老师的付出,尤其是十年来的积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才能够去迎接这个转设评审,评审的结果现在还不清楚,当然我和师生们一样期望能够顺利通过。

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我们要感谢过去十年为此辛勤付出的老师和学生,以及我们的院领导班子,他们以一步一步的脚印,踏实地走到了今天。基础,是需要靠一辈一辈人去打下的。

转设成功一定会给学院一个大的变化,这个大的变化包括我自己都充满期待。学院是公益办学,从投入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运作更加体系化一些,不仅是个人的投入,而且是以专业教育投资的公司制来长期投入运作,甚至是让老师们都能参与进来的方式。

作为校董会和院领导,也会做出更多的努力,我们也会更多与国际接轨,我是有这个愿望的。校董会如何开展呢?一会儿,我们可以请校董会龙峰董事长给我们展望一下:这次校董会领导下的院务会和各个老师都做了大量筹备工作,如果转设顺利通过,学院将展开崭新的一页,校董会如何规划?为学生和老师们展开怎样蓝图?学生和老师们又应该如何去建设我们的武汉学院。


龙峰:董事会在2014年整个一年中都寻求这样的答案,我们到了新校区域或者是转设之后,武汉学院的方向在哪里?我们怎么定义,怎么定位,对师生和有志于与武汉学院一起成长、一起奋斗的老师,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答案,我们一直在寻找,而且我们也成立了相应的小组,要求一些有这样想法的员工、老师或者一些中层干部自己搜集大家的需求、大家的诉求,我们可能在接下来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变化,新的武汉学院应该去拥抱这些老师,你又有意愿,又有想法,又有水平和武汉学院一起成长,这些老师我们是应该欢迎的;或者你有一定意愿,但是你的能力还差一点,可能职称和相应条件目前还没能随着武汉学院高速发展而起来,但是不要紧,我们也愿意帮助你一起走下去。还有第三类的,我们不愿意看到你又没有能力,而且你还没有意愿与武汉学院走下去,你没有很强烈的意愿,我们要创新求变,武汉学院今后怎么变靠的是大家,刚才获奖老师说武汉学院成就了我,其实是大家成就了武汉学院,是因为我们大家的点点滴滴才带来武汉学院目前高速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是相互摸索状态,但是总的方向肯定是往好的方面走,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

同时,我们这一类以武汉学院为家的人怎么办呢?我们肯定会给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答复,我们一直在想这些年轻老师以武汉学院为家,武汉学院就应该把你们的这个家打造得更好,为你们去考虑更多事情。我曾经在不同场合给大家提到过,包括幼儿园、接送老师的班车、老师周转房,都会全力考虑这个事情,这是2015年的工作重点,14年要转设,首先要达到国家对我们校园、土地、教学行政用房的要求,这些东西达到满足之后,接下来就要达到老师的福利待遇,我让你们也感到满意。

我们真正以武汉学院为家的老师能够踏踏实实稳下心来,才能够给我们这些学生带来更多更好的课堂上的精彩讲述,才能够更多去关爱我们的学生,这样才是一个正循环。

陈一丹:我补充一点,以武汉学院为家的青年老师们一定会把这个家做得更好。这一批老师都是有理想、有教育使命的老师,我们如何在软体建设的探索上包括在教学管理上、在教师职业发展规划上、在教师实现成就上,将支持和服务的平台建设到一个更好的程度,的确是需要我们持续探索和持续建设的。让我们一起来努力,打造更好的明师、打造更好的明生,创造一个更好的明校。


提问:刚才在您的演讲中提到武汉学院会有很大的变化。我想问的是在转设之后武汉学院涉及到人事制度尤其是关于教职工的职业发展规划,职业晋级方面是否会有具体的变化?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专业教师有职称评定,2014年也出台了辅导员的规定用来支持辅导员的职业晋级,但是作为行政人员在这个方面缺乏相应的渠道,未来武汉学院在这个方面是否有具体措施让行政人员也与大家一起分享武汉学院成长的喜悦?


陈一丹:这是每一个老师关心的问题,在求变的过程中,的的确确不是现在就有一个现成的方案供我们去执行,我希望未来的探索,连探索方案本身都是共同来参与的,因为共同参与之后得出来的方向才是我们武汉学院人全体的方向、共同认识的方向,因此转设以后我们应该会做更多的调研,去探讨,无论在教学还是在发展的各个方面,我们都去探讨,深入地探讨,花大量时间去研究出设计方案,这些可能涉及到管理体系、教学发展以及相应的组织架构改革,都有可能。这么慎重又重要的事情,确确实实需要我们全体参与,共同探索,不同的角度参与,得出来的结果全体上下在这个基础上去大力推行,因为那是我们武汉学院共同追求的方向,这个时候我们既是政策的不同角度的参与者,又是不同政策的推动者,因此先从这个角度做起,形成共识以后我们往前推,来创造一个武汉学院的明天。


主持人:谢谢陈一丹先生,在陈先生分享过程当中让我们感受颇深,所有老师和学生都提出自己心中的疑问,在这个时刻我们依然带着希望和带着祝福的掌声送给武汉学院,也谢谢陈一丹先生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及现场各位同学们,2014年度“陈一丹奖”颁奖典礼圆满礼成了,在这个时刻让我们再次把最浓情的掌声送给今天莅临的陈一丹先生以及各位领导嘉宾。在最后的时刻也祝福在座各位领导、老师、现场所有同学们在2015年能够圆满实现你的梦想,能够万事如意。祝各位身体健康,再见!